术数以自己的活动促进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

这点可以从阴阳与五行的关系演变中看出来。阴阳与五行思想从源头上说本为两种思想。功用上也各有不同。五行侧重于证明事物的组成要素，阴阳侧重于说明事物的变化动力与过程。《易经》一开始只是用阴爻和阳爻两个范畴来表示和判断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的发展变化，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概括说明万事万物的组成与变化，可以说达到了最大程度的抽象。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題，就是在占筮活动中可供参考的要素太少，这祥就不得不使一个爻或一个卦象征众多的事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未能照顾到各类事物性质的特殊性，包含的事物多了，当然就难以做到具体化。

又如卦辞和爻辞往往只能提供事物发展趋势的吉与凶两种可能性，这对于测算政治和军事斗争尚可，对于测算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事物，如天气、身体、求婚、求学、农业、生意等等，显然是不够用的。在很多情况下，解卦之人不得不借助于直觉、联想、日常经验、“外应”（把外界事物也作为卦象的组成部分)等等。导致一个相同的卦象往往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使得术士本人和卜筮活动带上了神秘色彩，从而也殃及阴阳五行思想应有的理性性质。例如《系辞》就说：“神无方而易无体”，又说：“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并由此而感叹道：“知其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认为能知晓“变化之道”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知道“神”的行为，跟"神”相近的人了。

显然，这种情况对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普及，对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的发展等等都是不利的，所以后来汉代孟喜、焦輓、京房等人就对卦象、数与自然界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深人的研究，如以卦象与季节相连而提出“卦气”、“月卦”，以天干地支代人八卦成为二十四方位之象，等等。其中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京房，他对《易经》六十四卦的筮法作了改进，世称纳甲之法。最主要的改进就是把五行代人六十四卦当中，将五行与阴阳相结合。又定出世爻、应爻，世爻为主事之人，应爻为他人。又根据其余各爻与世爻的五行生克关系，定出父母、子孙、官鬼、妻财，等等。这样对卦中要素和关系作了大幅度的增加，测算的方法纯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为主，比较理性化。测算的结果更为多样化，满足了不同社会层次、不同生活方面的要求。之后，京房易成为以《易》占筮活动的主流。唐宋以后，以易占筮几乎都采用以五行代入卦中的方法，即“火珠林法”。传统以《易经》卦辞和爻辞判断吉凶的做法反而退居到次要地位。

京房占筮方法的改进使得阴阳与五行思想出现了进一步的结合。五行不再仅仅作为方位、季节，而是进一步作为事物本身的组成部分。继京房易以后，唐代出现了以八字推命，也是以五行与阴阳结合。认为天地万物皆为阴阳五行所组成，唯人得五行之全，故为秀。再如相术早认为人秉阴阳五行之气，形成人与人外形和内在命运、性格及道德品质的不同。在阴阳五行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测算方法也更为理性的情况下，经过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终于在宋代形成了理学的“二气五行”的本体论。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极图说》）

周敦颐提出这个二气五行本体论之后，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对。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阴阳与五行思想最终能结合到一起，我以为其主要的推动力仍在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其中术数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仅仅是个别哲学家思辨的结果，它是不能得到社会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