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贵臣与择日

帝王与择日

择日与其他占卜方法一道，古人统称之为“术数”。由于择日为古代官方宗教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历代被作为“帝王之术”秘藏于库。秦始皇焚书坑儒，所去书十有八九，但择日等方术书却和农书、医书等被保存下来。

古代帝王择日，史书不乏记载。据汉代褚少孙补记•日者列传》记载，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一个事必择日的帝王。据载，某年有一次，汉武帝征调当时的择日名家为皇室的一件婚姻大事，聚会讨论，由于意见众说不一，有说吉，有说凶，有说利，有说不利，一时不能定夺，最后只得由汉武帝下了一道圣旨，才了结这次择日纷争。东晋元帝司马睿，也是一个相信择日的皇帝。当年，他东渡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建国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让大臣戴洋择定登炸吉日。戴洋认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而太史令陈卓认为选用二十二日甲子登祚，更为吉利。结果，晋元帝接受了陈卓的选择，于三月二十二日登祚。

清代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择日似乎兴趣更浓。康熙二十二年（1863年），康熙皇帝沼令钦天监编订择日用书辟择通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鉴于旧有《选择通书》多相矛盾，又沼李光地等人据《选择通书》重新编定，慕成《星历考原》。《星历考原》系中国古代选择术通书的集大成者。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因选择书籍浩繁，难以凭信，于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沼命和硕庄亲王允禄率同翰林何国宗、梅榖成、刑部左侍郎张照等，考定历法术数，于乾隆六年，编订成《协纪辨方书》。乾隆皇帝亲制序文，特标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二义，成为古代选择日辰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历代帝王对于择日的青睐，还可从历代“历书”的颁布中找出一些例证。

中国的历书究竟始于何年何月，已无从可考。但根据《史记》记载，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历法记年了。中国的历书，自古到今，有上百种之多，真可谓历法大观！

中国各个朝代，尽管政教体系不同，但其发展，都和“历书”互通信息。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都把颁布新的历法，看作非常隆重的盛事。早在周朝，“告朔”（即颁布告朔日）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如果私自造“历书”，就有造反的嫌疑，有杀头的危险。

正是因为颁历是皇权的象征，天子颁历就像现代人颁布行政法一样，所以历代改朝换代时，年号要随之而改，历法也同样要改，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历法繁多的政治原因。

历代“历书”，皆称“某某历”，如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历”，唐代一行和尚张遂发明的“太衍历”，元代郭守敬研制的“授时历”等。清代为避乾隆皇帝弘历讳，遂改称“历书”为“时宪书”。清代颁布的各种“时宪书”，内容十分庞杂，其主体部分是有关月建、节气、朔望、两弦等天文历法和所谓几龙治水、几牛耕田等预测气候、年成的内容，以及大量有关时日吉凶宜忌的历注。占卜星命家多据以推断时日的吉凶和人的命运。由于清代颁布的各种历书——即时宪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已用于指导占卜时日吉凶，于是清代历书（即时宪书）便有了所谓“黄历”的称谓。各种“黄历”，又称通书、通胜。历书之所以叫做“黄历”，大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因为清代颁布的各种时宪书，与选择时日的“黄道”和“黄道吉日”有关；二是因为这些历书，全都是由清代官方颁行的。皇帝沼令钦天监颁行，具有现行行政命令的权威性，所以称为“黄历”。

贵臣与择日

择日术，自古为谋臣必修之课。历代政治家常运用来推测事物、判断吉凶、寻找时机等。如汉初张良、三国诸葛亮、北宋吴用、明初刘伯温等所谓军师辅臣都精通此术。清代编定的伏清会典》载仿年书》有御用六十七事，民用三十七事，康熙敕编的择通书》载选择六十事，其中：上册受封、上表章、袭爵受封、上官赴任、临政亲民、招贤、举正直等，即为官僚士大夫所为。近代蒋璧方《一得随录》描述清代择日之风时说:“不惟朝廷之上忌讳烦多，士大夫之居家，曰必选择，不用闭破。”可谓形象地描述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与择日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