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取名姓名的贵贱之分

中国取名姓名的贵贱之分
　　在封建社会，姓氏与人名的贵贱之分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源远流长。南宋史学家郑樵有《通志·氏族略》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

　　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之氏。陪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贱也。”这段话明白地告诉后人姓氏形成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明贵贱”和“别婚姻”，上古三代“贵者有氏”，只有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不得拥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
　　有姓氏的贵族，掌有朝政大权，当时被称为“百姓”，所以那时“百姓”一词，是对有爵禄官职的人的泛称，指百官，与现在的意义恰好相反。
　　即使“百姓”之族，到了周朝也开始有贵贱之分。百姓中最尊贵的一姓为王族姬姓。姬姓占有的封地最多，政治权力最大，姜、姒、子等姓次之，以后便是掌管手工业技术、管理工程的低级“百姓。”
　　周朝后期，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波动，姓氏得以从少数人手上分离出来，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财物。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
　　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
　　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
　　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
　　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
　　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迪拒绝。
　　以姓名论贵贱的门阀制度在封建社会以姓名论贵贱者首推门阀制度，那些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称为门阀。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形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
　　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族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
　　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人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
　　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华品德。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什，得受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
　　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做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泛指汉晋两朝代郡和唐朝以后代州以北地区，即今山西繁峙、五台、原平、代县与河北省怀安、蔚县以北地区）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
　　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
　　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诗中“金张”指西汉时的权贵金日碑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
　　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
　　姓氏高低之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启蒙读物《百家姓》了。此书出自北宋初年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儒之手。
　　赵乃当朝国姓，理所当然地坐了首位；第二位是强弩射潮的吴越王钱镠之尊姓，钱乃吴越国建立者，尽有两浙十三州之地，于是当了亚军；第三至第八名的，孙李周吴郑王六姓，俱是历妃之姓，帝妃一家，同为皇室，最高贵的前八名，不许他人染指，此书即是按当时政治地位高低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