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对相术的整理

        （导读）唐宋以来那种十人夫中盛行的雅淡相术的风气至明可说是有增无减，即使是大儒门也热衷此道，正如时人宋濂在《禄命辨》中所说，“近世大儒方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者”。各种相书在宋代已卷帙繁复，臻于成熟，至明代更是广为流传，民间一片看相谈命的景象，构成了淳厚的看相世俗风情图，那么明清之际对相术的整理有哪些呢？

        相书的流传，又扩大了相术的影响，一般人只要略识些字，便可翻检相书，“自学成才”，以至交流、探讨相术往往成为士大夫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之外的另一高雅的消遣，而且这种雅致的风尚随着相书的普及而转移到下层民众中，成为一般人温饱之后消遣或饥饿中渴求的人生哲学。

        “又有大讲他人命者”，唐宋以来那种执迷不悟地沉湎于命理之说，以揣度复杂的人事关系的余波在明代再度泛滥。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一步促进了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于生产、交流等经济活动的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就愈加多样复杂：经济生活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中心，经济上的联系牵涉社会的各个方面，即使在家庭亲缘关系上也有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在明代谈论命相的已不再局限于士大夫、官僚之间，谈命相亦不仅是在官场，进而是在任何场合，无论是夫妻之间、妻妾之间、商贾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主仆之问，大凡人与人之间构成一定的依附关系之处，都有相术发挥作用的市场。这是明代生产关系趋于变革的情况下，相术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新特点。

        这种风气首先倡兴于上层统治阶级。明代政权来自马背，统治阶级成员中不少人出身贫寒，为树立他们“受之于天”的神圣的地位，他们不但不会禁止相术，相反；他们还笃信、宣扬相术，自己的日常生活、政治事务往往也由相术来左右。我们前边所说的永乐皇帝朱棣连后官选妃也征求相士意见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皇帝如此笃信相术，用相术来观照日常起居，民间就不用说了，真是家家有相书，人人侈谈命运，应景而生的是多种稀奇古怪的看相故事，遍载于经史子集、戏剧小说中。

        明代的袁珙父子是相术史比较有名的人物。袁珙的相术由异僧传授，在元代已有显名。后来他给燕王（即明成祖）看过相，称之为“龙行虚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明成祖即位，袁珙官拜太常寺丞，“所居鄞城西，尧舍种柳，自号柳庄居士”。袁珙将自己的学术成就及对世事人物的评论编成<柳庄集》，后来相士广为传阅应用的《柳庄相法》据说是袁珙所作，也有人认为此书为后人伪托。袁珙的儿子袁忠彻，“幼传父术”，精于相术，在明代也是享有盛名。不过，忠彻在为人方面显然不如其父，  《明史》说他“性阴险”，要是与群臣有矛盾，往往通过相术手段来构谄，深为士林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