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相术的迷狂

        （导读）唐宋时期相术的迷狂，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经济上，统治者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物资殷实、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唐代儒、释、道三教并存，汉代以来的礼教枷锁受到了抑制，唐代统治阶级一度励精图治的雄心，又为人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富足的生活，无拘无束的心境，远大的抱负，陶冶出时人尚风清、重意气的风尚。与这一时尚相契合的，便是唐代那种充满欢娱，放纵情怀，追求享乐的世俗生活。它不仅给唐人以崭新的情感体验，而且也唤醒了唐人旺盛的欲念和激发了唐人全身心的潜能，以及对精神物质生活更高的企求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但这一切的实现和满足，对于中下层的人们来说，除了致力于仕途，很难有其他途径。于是，热于官场，追求显达，成了唐代文人中一股汹涌的潮流。

        唐朝选官制度承隋制，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吏、三吏等科，后来又加试诗赋。只要科举得中，即可被国家录用为官，得到“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的生活享受。因此，士入学子对科举趋之若鹜，奔走于科举和仕途。乾封元年（666年）以前，参加选考的读书人每年都在一千以下，但在垂拱元年（685年）以后，每年参加科举选考的人竟超过5万以上。在这成千上万的考生中，一些人身跃龙门，“一朝成名天下知”，实现了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愿望。但毕竟是铨选名额有限，僧多粥少，科场竞争相当激烈，加上科举考试中常有“造请权贵”、“贿贷考官”、“假手易名”、“势家嘱情”、“门生关系”等等舞弊手段，即令科举得中，吏部铨选又有许多的关卡，不使点手段的话，就很难得到肥缺，甚至被搁置起来。所以，虽然唐代仕门大开，但还是有大批的读书人科场失意，甚至老死名场。这些在决定终生命运的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人，眼睁睁看着多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朝，只有失魂落魄，怨之于命，“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诫慎”的迷信心理深深地烙在一代文人的心上，解脱不了，挥之不去，只好沉溺于命相之术，以求相士指点迷津，寻求一时的安慰，于是出现了相士家门庭若市，甚至预约看相的热闹场面。

        科举难，做官也难，做了官并不意味着能保住荣华富贵，稍有不慎，就会功名捐弃，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初唐、盛唐之后，统治者一方面广纳人才，封以官职，另一方面对官员严加控制，一不称心，或囚或杀，形成“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竟为趋进又多陷刑戮”的局面，加上官僚之间的猜忌排挤，人际关系的势利紧张，官员们莫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特别是进人中唐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腐败，官场的黑暗，个人仕途不可预测的局面更加严重，今天还是座上客，荣耀得很，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无头鬼。

        面对这种人生沉浮不定的际遇，人们无法理解，无以逃脱，自然而然又产生了一种才干与命相不相等的观念，所谓“官皆由天”。甚至连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刘禹锡都认为“官不前定，何名真宰”。命中没有官气的人，即使做了官也如同过眼烟云，随时可失。命中注定有官运的人，不论他目前的境遇多糟，才识多浅，将来还是有官做。有一则故事说，唐开元初中书令姚元崇有一次将诸官召来宅上，然后秘密地将一个相士安置在堂中，遍相这些官员，详审这些人中有没有今后可以当宰相的。相士看后说，武官裴光庭将当宰相，姚元崇不信，又将裴光庭邀来，叫相士暗中重新审察。相士看后，仍坚持说裴将当宰相，姚元崇奇怪地说，宰相是非常之人，裴光庭文不能文，武不能武，怎么可能当宰相呢？相士说，你是以才论人，我是以命论人，“才与命固不同焉”，后来裴光庭果然为宰相数年。这则故事类似传说，确也表明了唐人对仕途不可测的困惑。

        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精神气候给相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优良的土壤。与两汉的命相热潮相比较，唐代看相的习俗不仅更为普遍，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们不仅津津乐道暴发之人的命相传说，而且开始更多地关切自己的命相，而看相的内容又是预卜科举和仕途。由于相术理论至唐代已日臻成熟，有影响日深的哲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因此，更容易使人们深信不疑，于是文人雅士以谈命相为主题，以卜功名为所求，聚集在相士门前，真是人头涌动，络绎不绝。如据载开元年间，崔圆欲举进士，曾专程往魏县征求颇通相术的市令李含章的意见。

        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官场景况，趋吉避祸，处理好官僚之问的人事关系，一些官员除了让相士给自己看相，还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用各种方式了解同僚、下属、上级官员的命相。如广德年间睦州郡守曾让相士孙生“遍相僚吏”；浙东李褒听说娄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专门发使召之，让他相“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可见，由于官场上的广泛运用，相术竞成了官员们察人观色、守护官符的重要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