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维的这些所谓“奇字”就是数字易卦

周易思维的这些所谓“奇字”就是数字易卦
 
1978年12月初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讨论会上，张政烺针对与会者问他关于周原出土甲骨上“奇字”的问题，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讲演，指出铜器铭文中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第一次把周原卜甲上的数字变成阴阳爻，从而推导出一个个卦象。1980年，张政烺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集中探讨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甲骨上、铜器上的三十二则数字材料，论证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思维的这些所谓“奇字”就是数字易卦。他通过对甲骨易卦的数字出现次数的统计，发现奇数出现的次数与偶数出现的次数大致持平，二、三、四三个数字没有出现，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古汉语的数字，从一到四都是积横画为之，一二三四自上而下写起来容易彼此掺合，极难区分，因此把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
 
而六字尤占绝对多数的现象。......占筮实际使用的是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重视阴阳，那些具体数目并不重要。这是初步简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别向一和六集中，还没有阴爻（--)、阳爻（一）的符号。
 
张氏对于数字易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指出了数字易卦中存在“卦变”现象：
 
这三十二条考古材料中已有卦变，惟所占比例不大。3、4见张家坡卜骨，按《周易》是升之屯，四爻动，下卦巽变震，每爻皆变，上卦坤变坎，仅变中爻。28、29见爵陶范，按《周易》是中孚之渐，三爻动，下卦艮变兑，每爻皆变，上卦巽不变。……3、4一组第四爻（由下往上数）八变六，同是阴爻。28、29—组上爻五变一，同是阳爻。知道它和《周易》不同，当是布蓍推算的结果。25、26见中鼎铭文，上下连接着写，与上举两组之两卦并列不同，但从数字看也一望而知是二爻动（五爻、上爻变），按《周易》是剥之比，下卦坤不变，上卦艮变坎。从以上这三个例子看，它和《周易》有大不相同之处，《周易》九、六是可变之爻，七、八是不变之爻，而这几条材料则一、五、六、七、八皆可变，没有不变之爻。
 
在张氏研究成果的带动下，张亚初、刘雨汇录了三十六则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材料，着重探讨了筮法何时起源的问题。作者列举了数条记载八卦符号的商末材料，特别是为学者一再引用的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对筮法起源于何时有着较强的说服力：
 
安阳四盘磨出土的胛骨从字体上看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它说明在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与边远的朱家桥一样，通行着同类的占笼活动。
 
在甲骨卜辞中，张亚初、刘雨还找到了更直接的材料“蓉”字，可证早在商王武丁时期已有占筮活动。“蓉”字在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史懋壶跋》中被考释为“筮”字，甲骨文中多见“蓉”字，说明在甲骨文中当有占筮方面的记录。总之，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筮法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商王武丁时期；运用筮法以占卦，商人更是大大早于周人。此外，李学勤也论证了筮法当起源于商代，并通过对传统文献的解读指出了筮数刻在卜兆旁边的原因：
 
据《尚书•洪范》等书所述，古代占问祸福，卜与筮作为两种独立的方术，每每并用，即《礼记•曲礼》所谓“卜筮不相袭”。古人常在卜以前揲筮，如《周礼•筮人》郑注所说：“当用卜者先筮之，于筮之凶，则止之不卜。”特别是在占问大事的时候，应先筮而后卜。《筮人》云：“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这时为了参照，就可以将筮得的数刻记在有关卜兆旁边，表明其关系。估计西周甲骨上的数字符号，都是卜前所行关于同一事项揲筮的结果，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却不是由兆象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