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的《系辞》和《说卦》对《易》的起源

《易传》的《系辞》和《说卦》对《易》的起源、创制目的等问题作了阐发。《系辞上》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创制《易经》的人是圣人，是远古传说时代的三皇之一包牺氏。八卦起源于天地四时的流衍运行，圣人参悟天地人万象，始作八卦，目的是为了预知人事的吉凶。

后代的书序也大都包含这类内容。《淮南子•要略》阐明作书目的：“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等自序都有类似的文字，说明创作的缘起、创作的目的。

《易传》中的《彖传》和《大象》，都阐述了《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的精要意旨，即对全书各个篇章要义进行解说。在汉代书序中也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部分。《淮南子•要略》对全书二十篇各篇精神依次作了说明。《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全书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旨要逐一概括，《汉书•叙传》也对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的主要内容分别精述。

《易传》中的《序卦》解说了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例如对开始四卦《乾》、《坤》、《屯》、《蒙》的内在逻辑联系，《序卦》给予这样的阐释：“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稚也。”先有天地（乾坤之象），然后才有万物生长。万物充盈于天地之间，所以接下来的是《屯》，因为屯有两个含义：一是充盈，二是万物始生。物生之始，是幼稚的；所以接下来便是《蒙》，蒙的意思就是指物初生时幼稚、浑朴的状态。以此类推，《序卦》揭示了六十四卦排序的内在关联。不论《序卦》作者的解释是否符合最初创制六十四卦之人的本来意图，《序卦》从卦序角度来理解整部《易经》的做法，还是可取的，有助于后人对全书整体结构以及每卦卦义的理解。

汉代序文中也不乏对该书排列顺序的解说。《淮南子•要略》篇“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一段，就论述了该书编排次序的内在逻辑结构。著书的目的在于窥知“道”的内涵，打开闭塞的知识之门，这说明了以《原道训》作为全书之首的原因；论述了道，如果不知晓道的终始，那么就不知依傍，于是论说终始问题，这是在解释为什么第二篇是《真俶训》；如果论说了终始问题，而不知晓天地四时，就不知道应避讳什么，这里解释了第三篇《天文训》、第四篇《地形训》、第五篇《时则训》排在《俶真训》之后的原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这样由上一个论题层层牵引出下一个论题，阐明了全书二十篇由天道而至人事的编排思路。显然，这部分是借鉴、仿照《易传•序卦》的体例写成的。

从行文风格上看，后代的序也与《易传》有着比较明显的传承关系。《序卦》和《杂卦》这两篇文章的行文都异常简明扼要。《杂卦》全篇仅三百余字，就把六十四卦各卦的宗旨解说得清清楚楚。通常每卦只用一两个字说其要义。如“《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序卦》因重在解说顺序，故文字稍繁，也仅一千余字。其中说及各卦卦义时，大多数也是只用一两个字，点到即止。如“《蛊》者，事也”，“《贲》者，饰也”，“《渐》者，进也”，“《丰》者，大也”。

汉代序文，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扬子法言•序》、《汉书•叙传下》等，其行文风格无一不与《序卦》、《杂卦》相近，都是文字省净，言简意赅。

《太史公自序》论及各篇创作意图及旨要，基本上采用了以四言为主的短句。例如，“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再如，“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韩卢两人，每人只用四个字便道出了他们在两军对垒时的主要功劳，简要之极。

《汉书•叙传下》论述篇章大意，不仅全部采用了短句，而且还全部采用了四言诗的方式，进一步提炼了文字。如，“坤作坠势，高下九则；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划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不仅简明，而且还增加了声韵美，读来朗朗上口。

扬雄的《法言序》篇幅很短，不像《淮南子•要略》、《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下》等篇章那样内容丰富，多所涉及；而是只依次说明全书十三卷各卷概要，文字尤其简省，大多只用寥寥的三五短句点明卷旨。例如，概述首卷《学行》，曰：“天降生民，倥侗颛蒙，恣乎情性，聪明不开，训诸理。撰《学行》。”全文风格如此。

简言之，《易传》对汉代序文在书中的位置、涉及的内容、行文的风格都起到了启示、制约甚至规范化的作用。当然，《周易》经传与后来撰著的序文也有很大的区别。《周易》经传的编撰出自多人之手，作传者与著经者并非一人，而汉代的序文，则是作者有意为之。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汉代已经萌生了撰著自觉的精神，著书者要自己解说其撰述之苦心孤诣，以期他人能更好地理解其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