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发微

《河图》、《洛书》，古代“易”学史上两大疑题。

据《易传•系辞传》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并以此推定伏羲画八卦，是根据《河图》、《洛书》而来的。但是《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谁也没有能说清楚。由此讼端已开，众说纷纭；历来的注述考证，也多如牛毛。至今河、洛已形成一种门之学，但对河图、洛书中诸问题，看来似乎还是神秘莫测，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尚书•顾命》篇，最先提到《河图》，它记述了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里所摆设的陈列品，在西边厢房里有陈莩、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中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至于河图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说明白。

孔子到处求官不成，在很不得意的景况下，曾悲叹过：“河不出图，雒书不出，巳矣夫!”可见“河图”、“洛书”大概同大人物的命运有关。据说“河图”、“洛书”都是由龙马、神龟从江河中背负而出的。这当然出自“神兽呈祥”、“圣人受命”之类荒唐的流言。 

在谶纬中，关于《河图》、《洛书》一类书特别多。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又有老子、孔子的《河洛》各一种。几占全部甄书四分之一。《河图》、《洛书》尽入谶纬神学之范围，这是两汉神学发展的一种流变。

到了宋代，“河图”、“洛书”说，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陈抟是道教中一个难得的人物，他精于烧汞炼丹，导引养生，对•‘易”学又有高深的研究。他专攻“易”学中的“象”与“数”。他的后学们分为三派：邵雍传他的《先天图》；刘牧传他的“河图”、“洛书”；周敦颐传他的“太极图”。至于“河图”、“洛书”，是否出自陈抟之手，还有不同的说法。但后出的“河图”、“洛书”，确是北宋初期的产物，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那两张图像。以后经南宋蔡元定审订过的。北宋时期出现的“河图”、“洛书”，它们的出典当然是《易传》。所以，就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河图”、“洛书”而论，它是《易传》的产物；而不是传说中伏義用来制造八卦的“河图”、“洛书”。

北宋初期出现的“河图”、“洛书”我们已经了解，至于原始的“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不过，现代学者们有几种说法，给我们提供参考：

据刘蔚华所说：“河图”是古人常说的“圆中容方”天覆地载之象。（见《谈易数之谜——中国古代数理哲学》载《中国哲学》第六期1981年5月）

蓝允恭认为：据传为九宫数字图。“河图”所显示的是五行间相生关系，是封闭的二维系统；“洛书”发展了“河图”，所显示的是五行间相克关系，是开放的三维系统。（见于《太极思维与预测》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江国梁认为：“河图”出于立竿见影，是古代测日的“晷仪”。“洛书范围了天文原理，是天文图，也称“八卦九宫图”。磁针居中，次列八卦，最外层为二十八宿图。江氏认为“河图”是测日“晷仪”，“洛书”为八卦二十八宿图。其说近似，因为测日仪与天文图，在古代都视为神圣之物。它完全有资格与代表古代奴隶主贵族权力与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何况，在陈列品中，还有“天球”一物，顾名思义，是一种天文星宿图像，近似江氏所说“洛书”了。

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是被彻底阴阳化了的易数图像，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一）构图的黑点代表“阴”，白点代表“阳”。白点数是一、三、五、七、九；黑点数是二、四、六、八。“阳”为奇数，“阴”为偶数。奇数代表天，偶数代表地，是谓乾坤阴阳之数目。

（二）“河图”、“洛书”构图，黑白之子相积，相加其数皆为五十五，合“天地之数”，虚中去五，合“大衍之数”五十。所以皆合阴阳之数理；并与“五行”相参配，扬雄《太玄》：“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为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共守。这是数字与五行、方位互相配合的综述。在“河图”、“洛书”中，这类配合更为巧妙。

（三）“洛书”，数字一至九，三阶从纵向、横向、对角线相加，八组数字皆为十五。这不是一般性文字游戏，而是反映了阴阳关系的协调性与均衡性。“洛图”图像的排列，有一顺口溜：五居其腹，六八为度，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后天卦配河图数为一、六为水居北方，当坎位；三、八为木居东方，当巽位；二、七为火居南方，当离位；四、九为金居西方，当兑、乾位；五、十为土居中位，当坤、艮而旺于子、丑、未之交。故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显然，“河图”是阴阳时空方位图像录，在阴阳消长过程中，起着指示性的作用。

从“易”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河图”、“洛书”并不神秘，在它的初始时期，本是占天测地的原始工具与天文图像，被蒙上宗教神学的色彩，最后被佚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易文化的发展，需要数字与图像来说明，北宋初期出现的“河图”、“洛书”，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